在临安区太阳镇的“人才榜”上,宋国栋榜上有名。说起宋国栋,太阳年长一些的人都不陌生。他是太阳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,也是太阳地方一位名望较高的乡贤。
宋国栋祖籍江西婺源,1933年出生在於潜县太阳铺上太阳李家,翌年,举家迁往下太阳村。成年后的他,近1.70米的个子,身材适中,眉清目秀,算得上一位标准的“帅哥”。他原名宋卿耕,下太阳小学读书时,老师喜欢这位聪明好学的孩子,盼其长大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,特赐名“宋国栋”。
1949年5月於潜县解放时,宋国栋还在中学读书,期间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,1950年7月中学毕业后投身革命工作。195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56年在於潜县委工作的宋国栋响应党中央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号召,报考高等学校,是年8月被录取到全国重点高校、被誉为“江南第一学府”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深造。1961年7月毕业后留校工作,先任历史系助教,后被选派到校教务部工作。文革期间又被作为“面向基层”的干部下放到同济大学附属中学——上海市铁岭中学工作。文革结束后,由复旦大学推荐,上海市委组织部将他调入上海市委党校。退休前,他是上海市委党校和上海行政学院的教授和文史教研室主任,是全国党校系统文史界有一定影响的人物。他多次参加筹备和主持全国党校系统的历史学科、语文学科,以及上海党校系统的文史学科的学术讨论会,并参加上海党史学会、历史学会、行政管理学会、演讲学会等学术团体,担任上海演讲学会顾问、中华演讲学会筹委会理事等。
宋国栋知识渊博、阅历丰富,为人谦虚谨慎。我与他是同乡(都是太阳人),也都就读于复旦历史系。我们学生宿舍与他所住的教工宿舍相距不远。我有空时常去他那儿,同他聊天,向他请教。1964年8月我入学报到安顿就绪后便去拜访他,带去他母亲要我转交的物品。他见到我很高兴,爽朗地说:“好啊,来了个小老乡!山里的孩子能进大上海复旦读书不容易啊。”他还关切地说:“学校条件不错,要好好珍惜这一学习机会,勤奋努力。如有什么困难可对我说,我会尽力帮助你的。”
在校学习期间,老师上完课后就离开了。有时对老师课堂里讲的内容没有完全搞清楚,去宋老师家时便向他请教,他总是耐心解答。涉及史学界尚有争议的问题,他先要我谈谈自己的看法,而后坦率地提出自己的见解,我从中颇受教益。
我入学的第一个寒假和他一起回乡。他关照我说:“现在农村正在开展四清运动。我们身处上海,又在复旦,可能会有人来向我们问这问那,农村情况比较复杂,我们不了解情况不要随便表态,少讲话,讲话要和中央文件精神保持一致。”
文革前,他曾借给我一本当时难得看到的溥仪的著作《我的前半生》(我们历史系资料室也只有一本)。他十分感慨地说:“共产党真伟大啊,连皇帝都改造过来了。”
宋国栋身处异乡,情系桑梓。每当我从家乡来到上海,他都关切地问及家乡的人和事,为家乡遭遇的不幸(如1969年“七五”特大洪灾)感到忧虑,也为家乡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感到高兴。
去年5月,宋国栋老师不幸因病逝世,享年89岁,遵其遗嘱,其骨灰运回临安,安葬于九仙山公墓,魂归故里。
宋国栋老师已驾鹤西去,但他作为钟灵毓秀的天目山区一位英才、太阳乡贤值得家乡人们缅怀。